http://ireenyuan.blog.sohu.com/ Thu, 8 Mar 2007 16:00:24 +0800 搜狐博客 d4cc295792 http://js.pp.sohu.com/ppp/blog/images/common/logo_150_60.gif http://blog.sohu.com/ 100 43 搜狐博客 http://ireenyuan.blog.sohu.com/36827839.html http://ireenyuan.blog.sohu.com/36827839.html#comment 博客文摘 Thu, 8 Mar 2007 16:00:24 +0800 笑话 http://ireenyuan.blog.sohu.com/36827839.html     我的初恋女友初恋时21岁；
　　我的现任女友初恋时16岁。
　　
　　我的初恋女友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的现任女友是我在泡吧时认识的。
　　
　　我连哄带骗一年半以后才与我初恋女友发生了关系；
　　我与现任女友认识的第二天就睡在了一起。
　　
　　我和初恋女友发生关系的地点在我们宿舍；
　　我和现任女友在四星酒店开的房。
　　
　　送初恋女友一个“史卢比”她高兴好几天,不停地向她室友炫耀；
　　送现任女友一个铂金戒子.她看了两眼,放樘?原来是嫌它太小。
　　
　　初恋女友买衣服时,逛的是大型批发市场；
　　现任女友买衣服时,逛的是品牌专卖店。
　　
　　与初恋女友吵架,她边抽泣边小声问道:“难道你不再爱我了吗？”；
　　与现任女友吵架,她坐在沙发上指着我骂道:“你们男人他妈的没一个好东西！！”
　　
　　与初恋女友在一起时,她把家里每个月寄给她的生活费存到我的食堂饭卡上；
　　与现任女友在一起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存到她的存折上。
　　
　　与初恋女友在一起,早上我醒来时候,她已经买好了早餐等我起来吃；
　　与现任女友在一起,她躺在床上对我说:“老公,我饿!去给我买早餐”。
　　
　　初恋女友下课后在我教室门口等我一起去食堂吃饭.甚至有时打了饭送来给我吃；
　　现在我经常下班了回来买菜做饭等现任女友回来吃.甚至有时还得给她送过去。
　　
　　初恋女友经常坐在我身边陪我上网到天亮,最后她伏在桌子上睡了；
　　现任女友经常打麻将打天亮 ,我坐在旁边看着,最后我坐在凳子上睡着了。
　　
　　初恋女友听见我和死党们说黄色笑话会脸红；
　　现任女友经常把她手机里的黄色短信转发给我。
　　
　　初恋女友看见这篇文章，一定会感慨万千；
　　现任女友看见这篇文章，一定会怨声连连。
　　
　　初恋女友等我老了，我还依然记得她；
　　现任女友等我老了，我不知道我能否还记得她。
　　
　　第一次和初恋女友约会，吃的是二块钱一碗的刀削面。她说吃不了还夹了一大半给我；
　　第一次和现任女友约会,吃的是八十八元一份的西式牛排。完了她还要了一份水果沙拉。
　　
　　第一次走路送初恋女友回家,她神采飞扬.笑个不停；
　　第一次走路送现任女友回家,她说我小气,怎么不打的？
　　
　　第一次牵我初恋女友的手,她的手心在冒汗，呆呆的她任由我牵着(准确说应该是任由我拖着)；
　　第一次牵我现任女友的手,她自然的把手指反扣过来,牵着我。
　　
　　第一次与初恋女友谈论爱情的时候,她坚定地说她相信爱情能够天长地久。闻之我开心了一个礼拜；
　　第一次与现任女友谈论爱情的时候,她奚落地说相信爱情会天长地久的人是傻冒+幼稚，是不成熟的表现。闻之我郁闷了一个礼拜。
　　
　　第一次与初恋女友接吻,她全身发麻。傻傻站着,发不出声音；
　　第一次与现任女友接吻，她把自己的舌头伸向我的口中。
　　
　　第一次隔着衣服摸初恋女友的胸脯,她啊的一声大叫，跳着跺开吓的全身出汗；
　　第一次摸现任女友的胸脯,发现她乳头已经硬了起来。
　　
　　第一次与初恋女友发生关系时,她迟迟不肯脱衣上床；
　　第一次与现任女友发生关系时,我们一起洗的“鸳鸯浴”。
　　
　　第一次与初恋女友**时,她傻傻地躺在床上,嘴里低语着:“轻点......我怕”；
　　第一次与现任女友**时,她双手抱着我的背,双腿夹着我的腰,嘴里叫着:“恩......快点儿,再快点儿.....用力~~~~~!!!”。

　　
　　第一次与初恋女友**完事后，她偎依在我怀里，喃喃地说：“人家现在是你的人了，你这一辈子都要对人家好哦.....”，我感动；
　　第一次与现任女友**完事后，她瘪着嘴抱怨：“叫你刚才用力嘛，真是没用....”，我尴尬。
　　
　　
　　第一次与初恋女友**时，我们都觉得这是心灵上的交流；
　　第一次与现任女友**时，我们都觉得这只是器官上的摩擦。
　　
　　第一次与初恋女友**时,她出的是血；
　　第一次与现任女友**时,她出的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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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过几本清朝人写的笔记，恰好知道一些百年前福建官场的情况。今年1月
中旬，我在《南方周末》（2000年1月14日）上读到两篇描写当代福建官场的文章
，题目是《贫困县的"红包书记"》和《另一起"红包丑闻"》。古今对比，迢迢暗递
的传统浮现眼前。
　　报上说，"红包书记"丁仰宁在福建省政和县当政2年，收受红包100多万元。当
地向领导干部送红包已经形成风气，层层都在送，层层都在收。另一篇谈到福建宁
德地区官场的文章也说，红包的大小与官员的级别成正比，红包是权力运作的润滑
剂，个人、单位、党政机关全都大送红包。
　　在红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面，今日福建官场与清朝官场没有明显区别
，但在名称和递送技巧方面，区别却很显著，让人感觉到传统断裂的痕迹。红包书
记亲自介绍了几种送红包的花样，他使用的语言很贫乏，翻来覆去就是"红包"、"
送礼"这两个词，而他列举的那些花样，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以同样贫乏的语言提到
的花样，在清朝官场都有很确切的名字。
　　红包书记说的逢年过节送红包，还有利用生日送礼，在清朝的术语叫"三节两
寿"。这个词通行全国。"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自己和官
员夫人的生日。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受的红包，在清朝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
红包，在清朝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还有
几十种名目，譬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领导的秘书跟
班送门敬或跟敬等等。我不熟悉情况，对应不好，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三节两寿为
首的所有这些花样，明清时统称为"官场陋规"，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
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在明朝和清朝，这些术语是延续使用的。经过五
六百年的积累和充实，词汇像官场规矩一样变得丰富细腻，体现了官场"潜文化"积
淀的丰厚。
　　我在这里杜撰了一个"潜文化"的词，目的是与官场上正式的"红头文件"划清界
限。"潜文化"的东西是很少形诸文字的，积累和发展的道路自然不那么顺畅，红头
文件则不然。历代的行政法规按中央六部的分类归为"六典"，清朝的阎镇珩仅仅梳
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写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二百卷的篇幅。这些红头文
件大体都说得很漂亮，勤政爱民云云，规定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假如当真行得通，
我们的文明肯定有资格征服世界——无须花那些冤枉钱搞大选、维持议会和最高法
院，统治集团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样慈爱，像圣贤一样英明。奈何这些漂亮东西不太
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说的"潜文化"生命力极强，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的劲头。打算学习研究这种东西的人，最好潜入官场生活之中，在实践中摸索总
结。如果想研究前朝，就要扎到小说笔记和原始档案之中翻检搜寻。
　　谈到小说，我想起了高阳先生在《胡雪岩》一书中写到的行贿办法。清朝官员
到北京行贿，先要按规矩到琉璃厂的字画古董店问路。讲明想进某大官多少两银子
之后，字画店老板就会很内行地告诉他，应该送一张某画家的画。收下银子后，字
画店的老板会到那位大官的家里，用这笔银子买下那位官员收藏的这位画家的画，
再将这张画交给行贿者。行贿者只要捧着这张很雅致的毫无铜臭的礼物登门拜访，
完璧归赵，行贿就高雅地完成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画价格的模糊性提供
了安全性。字画店的老板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规矩收一笔手续费。我想，这些门道
和规矩，都凝结着我们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识，相形之下，现在的官员真是太俗
太蠢太无知了。红包书记说现在的人送礼，经常在香烟、酒盒、果箱里藏钱，还送
一些空调和微波炉之类的夯货。这再次表明了潜文化传统的断裂，似乎一切都要从
头摸索。从好的方面说，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贿发生的次数不多或时间不长。从坏的
方面说，又表明官员的脸皮更厚，无须精巧打扮。
　　红包书记是1976年高中毕业的，恰好我也是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同龄人
，我深知他所受的教育是多么干净。所有染上"封资修"色彩的读物一概查禁，即使
在大规模的批孔运动中也读不到孔夫子的原著。领导们怕我们抵抗力不强，中了孔
老二的毒。毛泽东主席想把我们培养为一代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整天读到的
都是雷锋式的思想和行为。我估计，这一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清洗和建设，在切断
传统的意义上比焚书坑儒彻底得多。颇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典籍尚且读不到，更何况
关于官场潜规则的腐朽知识。这些年"沉渣泛起"，继承传统受到了鼓励，但我又不
敢指望现在的官吏有那份能力或耐心去翻检古籍了。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前面提到的政和县官场根本就用不着翻检什么古籍，他们
无师自通，与明清官场患上了一模一样的病症，就连"三节"也和明清一样选在春节
、端午和中秋，绕开了官定地位远高于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国庆节。这真是莫名其
妙，妙不可言。持续数十年的决裂传统和培育新人的凶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点
行贿名称和技巧上的差距。
　　在《另一起"红包丑闻"》中提到："林（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原党委书记林亚
宁）透露，红包主要送给上级领导和省、地、市有关部门。给上级领导送红包是为
了联络感情，给上级有关部门送是为了争取资金、项目。"
　　这里提到了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联络感情，说明白点就是为了升官，这与
明清官场是一样的。如今官员的升迁仍然取决于与上级的关系，层层递升上去，每
一层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争当"接班人"的技巧，而整个过程中都像明清一样没有老
百姓插手的份。第二个目的是争取资金项目。在传统上这本来是民间的事情，现在
也收归政府了。难道政府官员那么愿意辛辛苦苦给国有企业争资金上项目吗？真正
重要的是，这些钱到手后不用操心去还。所谓"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
股民"，一路吃下来，官员们的肚子就肥胖饱满了。如此成熟完善的国有企业和国
有银行的债务软约束体系，如此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反抗的吞噬民间财产的体系，属
于当代国人的新创造，明清时代只存在一点不值一提的苗头。如此看来，我们的"
潜知识"传统在"许多方面还加强了"。
　　与上级领导和部门联络感情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红包便势在必行了。有了这种
根基，没有名词可以发明名词，没有经验可以摸索经验，没有传统可以创造传统，
断裂个二三十年乃至百八十年，无非是一次冬眠。所谓"野火烧不尽"，就是因为烧
掉的只是表面的几个名词，地表下的草根还活得好好的，沃土也没有变成沙漠：人
心还是那颗"食色性也"的心。一旦春风吹拂，不绿满中华才叫见鬼。如此比喻并没
有贬低"潜知识"传统的意思。这就好比摸着石头过河，河一定要过，此乃升官发财
的必由之路。如果祖先告诉我们石头在哪里，就可以少淹死几个人，少弄湿几次鞋
。如果祖先的知识没有传下来，就难免付出血的代价，前仆后继地摸索和积累。

　　其实，现代人如果肯下功夫，关于官场运作实况的潜规则的知识还是可以找到
的，明清野史中甚至还有如何走私，如何收买"海关"和"水师"，如何处理不同走私
团伙的利益冲突的知识。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可以少犯"远华"案中的错误。
监察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
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
覆辙。我想，这就是我写本书的目的。

　　　　　　　　　　　　　　　　　　　　　　　　　　 200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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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探究雷锋做好事的动机，便重读了雷锋日记。
　　《雷锋日记摘抄》中记载的第一件好事，是1959年11月14日的"抢救水泥"。那
天晚上，雷锋正在屋里看书，突然下雨了。他想起了工地上露天堆放着7000多袋水
泥。"这时"，雷锋写道，"我猛然想到了党的教导，要我们爱护国家的财产，又想
到了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想到这些，一种无穷的力量鼓舞着我，跑到宿舍，发动了
20多个小伙子，组织了一个抢救水泥的突击队……"
　　"党"提出了要求，"共青团员"的身份提出了要求，雷锋便热诚地满足了这种要
求。1961年农历正月初一，他抵抗住看戏的诱惑，背着粪筐给人民公社拣了300斤
粪。300斤不是一个小数。请想象一下，雷锋一个人，孤零零地背着粪筐，在大年
初一走在冬日的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如果不是由于他后来光荣牺牲，不是由于他
的日记公开发表，他在这一天的行为不会有什么人知道。他不会得到任何外来的东
西，除了他自己内心的奖励。那么，在这位年轻人的心里，究竟萦绕着什么样的思
想？第二天，1961年正月初二，雷锋把舍不得吃的一斤苹果送给了素不相识的住院
病人。我们知道，那是一场夺去了二三千万人性命的大饥荒的最困难的年头。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他在火车上送水扫地，他在半夜三更冒雨送妇女儿童回家
。对这一切，雷锋记载下来的内心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我心想，自己是一
个共产党员……"，"我立刻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
　　真正的问题在于：雷锋为什么会以如此异乎寻常的热情实践党提出的行为规范
呢？
　　在雷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共产党的感恩戴德之情，可以发现他对荣
誉的珍视和向往，也可以发现他的敏感的同情心。这些因素都可以解释他的热情，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雷锋日记表达出来的最强烈的渴望，是做一个高尚完美的人
，是追求生命的意义。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关于怎样做人的思考。有一次他学习毛主
席著作，读《纪念白求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矮个子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高尚的
人的时候，竞感动得热泪盈眶。
　　雷锋是毛泽东门下的贤人，就如同孔子门下的颜回，只是寿命更短。
　　那么，做一个毛泽东的战士，一个理想中的共产党员，对雷锋和他的同时代人
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一种宣扬了数十年的信念：如果你投身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之中，成为一
名完美的共产主义战士，你就会体验到最广大最深刻的幸福，你的生命就充满了意
义，你就能克服个体生命的渺小和有限，进入不朽的无限境界，即使你死了，也死
得重于泰山。
　　在我的眼界里，这就是雷锋所追求的最深层的东西。颇有点像一种古老的寻宝
的神话——如此这般地克服了障碍，从此就幸福地生活着。
　　雷锋在记日记的时候，几乎还是一个孩子。他的日记摘抄起于18岁，止于22岁
。他记载下来的是一种青春期自我塑造人格的努力，一种如何度过人生，做一个什
么样的人的最初的尝试。雷锋没有机会继续往下走，没有机会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五十知天命。而时光对人格的作用就像对醇酒的作用一样重要，即使圣贤也不能
例外。
　　如果雷锋有机会继续走下去，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没人能够断言。不过我相信
，他会遇到许多困惑，比如他决心热爱的人民在他热心信奉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偷
懒，他热爱的党组织竟会出现贪官污吏等等。同时我也相信他的眼界会像我们一样
开阔许多。他会发现，关于人生根本问题的答案有很多种，从佛陀到耶稣，从孔子
到毛泽东，人类的圣贤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答案，这种寻找至今仍在继续。
　　应当说，如今比雷锋生活的时代有了更好的寻找条件。35年过去，人类又积累
了巨量的经验教训和各种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人类和万物之
间的关系，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根本和归宿，帮助我们进人更成熟更高明的境界。
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雷锋那样的真诚和热情。
]]> http://ireenyuan.blog.sohu.com/36413935.html http://ireenyuan.blog.sohu.com/36413935.html#comment 博客文摘 Mon, 5 Mar 2007 16:20:12 +0800 网文精华 http://ireenyuan.blog.sohu.com/36413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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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受过正统的唯物主义教育，最近还是从事了一回"迷信活动"。
　　五月下旬我在安徽农村搞调查，和一位承包鱼塘的农民聊了半天。我听他讲自
己这十多年的经历——在北京卖菜，然后卖鱼，再回家养鱼，赚了数以10万计的辛
苦钱。这是一位瘦小的中年人，小学文化程度，和气而小心，看起来有点腼腆。村
干部说，如果他不赌博，日子过得还要好。他在赌场上输了总有10多万。村干部当
着我的面追问他：你今年又输了多少?他不好意思地答："7000。"
　　我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他说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干的是北京十个人干
的活。起早贪晚，养猪养鸡养鱼种稻，建立起来一套生态农业的生产模式。他挣的
钱太干净了，我不愿意看到他拿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于是我端详了他一会，斩钉
截铁地告诉他："你的命里没有横财的运。你的晚年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有一道凶
纹悬着，追求横财有家破人亡之祸。"这位农民听了满脸肃然。村干部和我的同事
也满脸敬意。后来，我的同事反复请我给她看看相，我说我是瞎说八道呢，古人所
谓"神道设教"，目的是劝人改恶从善。你需要我劝你改恶从善么？
　　话虽如此说，但我相信，这番包含了凶吉预言的劝戒，那位农民会记一辈子。
对此我有切身体验。
　　20多年前，我去一个山村劳动。村里的民兵排长和我关系挺好，晚上便拉着我
，偷偷去找一位富裕中农看相。那个老头盘腿坐在炕上，就着油灯端详了我一会，
说："一满星，想当兵。"然后问我对不对。当兵是当时多数年轻人的理想，但不是
我的理想。我那时很左，满脑袋毛泽东思想，我的理想就是上山下乡，干一番改天
换地的事业。但我不好意思说他说得不对，就胡乱点了点头，说对对对。其实在我
心里，半信半疑的玩笑已经染上了轻蔑。那位老头又看了看我的额头，接着说："
天肖（音），克父母。"前两个字我没听懂，后三个字我听懂了。我问他什么时候
克，他说二十四五岁。我问怎么办，他说，你家当院的大门上，有一颗大钉子，拔
下来就好了。我家住在机关大院的宿舍楼里，哪里有什么当院？我心里更不以为然
了，就应付说，好好好，要是不管用我来请你。最后老头向我要了一斤粮票。
　　那是毛泽东思想所向无敌的时代，是"妖魔鬼怪"被彻底扫荡的时代，我根本就
不信那个富裕中农的胡说八道。从逻辑上说，他也确实在胡说八道。按说这事笑笑
就算完了，没想到，六七年之后，在我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
位老头的预言。那时我在大学住校，特地嘱咐我弟弟注意大门上的钉子。每个星期
我回家的时候，经常要看看楼门和家门上有没有大钉子。我怕老头的预言应验。当
时的心理似乎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人类不懂的东
西很多，别真出什么事。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和担心，直到我过了
25岁才彻底打消。当然，什么事也没有出。可是这种预言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真实
有力的。将心比心，我估计深受算命看相之类的预言影响的人，数量不会太少。

　　昨天半夜，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帮他出主意。他是一家宾馆的老
板，他发现自己的员工普遍贪污，从领班到服务员结伙盗窃。本来给顾客的优惠，
被她们自己装进腰包。本来是自己上门的客人，被她们说成是出租车司机送来的，
按照规矩给那些司机的提成也进了她们自己的腰包。这位老板最近连续解雇了三个
员工，一个是有上述行为被他发现的，一个是涉嫌盗窃顾客财物的，一个是负责买
菜却贪污菜款的。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好了："我也不能把她们都开了，都开了谁
来干活呀？"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工资给得太低。我说你虐待员工吧？他说他们的工资
标准属于中上等，绝对不低，他对员工也彬彬有礼。我说你监督不严吧？他说规章
制度和执行情况都很严格，但是你不可能整天盯着她。只要有一点空子她就贪污，
而一点空子也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说你为什么不逐步换人呢？他说换过人，新
来的还是这德行。这时我想起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人们
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贪污的风险不大，贪污就是他们的最佳策
略。我说，那你就认账吧，她们贪污是很自然的事情，别大惊小怪的，这是你必须
付出的成本，只要别太过分就行。你就把这笔钱当成管理费用吧。他想了一会，说
，也只好如此了。
　　话虽如此说，回头细想，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为什么这里一点道德因素也没有
呢？我们面对的毕竟是有尊严和良心的活人呀。我问自己：如果我是那些员工，我
会贪污么？我确信自己不会。我可能偷懒，但绝对不会贪污，连想都不会想。那么
她们为什么与我不同呢？也许，她们觉得自己那么做很合理？譬如，按照马列主义
的说法，老板是剥削者，她们是被剥削者，剥夺剥削者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等等。
或者干脆连这种自我辩护都不需要，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今天早上起来去上班，我买了一份刚出版的1999年7月9日的《南方周末》，在
第十四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黑"木耳暗访报告》。一位名叫刘根林的山东好汉
，一次吃了劣质黑木耳呕吐，便自费追踪这劣质黑木耳的由来。他在安徽涡阳的两
个镇数十个村庄见到了大规模的假货加工。在河北大城县的某村庄看到家家户户用
硫酸镁等有害物质加工黑木耳，目的是增加分量和以次充好。他在黑龙江的木耳产
地也见到黑木耳掺杂掺假。如此大规模的假货害了中国顾客的健康，也害了俄罗斯
顾客的健康，俄罗斯已经不从中国进口黑木耳了。我估计许多中国顾客以后也不会
再买黑木耳了。
　　这就是说，报复最终会落到整个黑木耳产业头上，大家的饭碗都要砸。为了自
身的长远利益，最合理的抉择应该是停止造假。但是团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在此发生
了冲突。每个造假的个体都有理由在最终的报复来临之前，努力捞上最后一把。反
正自己不捞别人也要捞，这个产业早晚是要完蛋的。这种个人想法显然是合理的，
于是这个产业就会真的完蛋。市场机制并不能摆平个人眼前利益和团体长远利益的
冲突，负责这件事的应该是法律道德宗教之类的东西。在黑木耳产业里，我们显然
看不到这类东西。
　　刘根林看到的景象，家家户户公然伤天害理的景象，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壮观。
一个人偷偷干点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不希奇。一个村庄一
片地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大干，我们就很有理由怀疑，整个社会还有没有道德良
心这种东西。这样的社会和人群在我看来是很希奇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干呢？他们
如何为自己辩护呢？刘根林的文章里没有说。我猜想，自我辩护之类的需要恐怕只
是我的需要，未必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大概也是信奉"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人。不
过，如果一定需要找一个辩护理由的话，我也能替他们想到，这就是"只许州官放
火，不许百姓点灯"。满世界都是贪官污吏，倚权仗势巧取豪夺，老百姓弄点假货
赚点钱养家糊口，总比戴着大盖帽明抢道德多了。
　　如果我迁居到这样的村庄，我能拿出什么样的理由来劝阻呢？为人民服务？笑
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神经病。"五讲四美三热爱"、争当"四有新人"？大傻帽。
天理良心，损阴德折阳寿，伤天害理，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下十八层地狱，除了
这些古人的话，我想不出什么更有力量的说法。我好像出了毛病，或者是我们现在
的意识形态出了毛病，很容易就能找到替损人利己的行为辩护的理由，但是却找不
到有力的反对理由。天理良心，这是宋明理学的东西，被几百年来的英雄好汉斥为
假道学的东西。损阴德折阳寿下地狱，这是迷信，传媒们正在起劲地反对着。反对
了，打倒了，然后呢？光天化日之下还剩下什么？
　　明清两朝所有州县衙门的头门内，南道之上，都立着一块碑，上边刻着十六个
字，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叫戒石铭。这句话是很
有分量的。说你的俸禄就是民脂民膏，这已经规定了你与人民的基本关系。说欺负
小民天理不容，这又宣布了恶行将要导致的结果。这是一个无法确证的结果，所谓
抬头三尺，即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话在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分量，绝
对不同于现在的说笑。这种神秘的威胁是永远无法证实，也永远无法打消的，它永
远是一把悬在贪官污吏头上的剑：欺压百姓不得好死。就算得了好死，地狱里也有
油锅等着你。你可以不信，但是又不敢完全不信。就是"迷信"的力量。我们可以说
这是神道设教，说这是胡扯，但是你发明一个既不胡扯又有威慑力的说法试试？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
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
，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
。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
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压迫
者就在这种关于来世的想象和期待中，对虚无飘渺的报应的信念中，得到了替代性
的安慰。反过来，压迫者也感觉到了一些威胁和不安。如果一报还一报可以延伸到
阴间，延伸到死后，这毕竟叫作恶者心里有点不塌实。如果说这种信念不好，需要
批判，那么，剩下的恐怕将是另外一种无所顾忌的更糟糕的信念：损人利己占了便
宜，不占白不占。与人为善吃了亏，亏了也白亏。这是鼓励害人的信念。如果我们
企图将恶人心里的最后一点不塌实也铲除干净，却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建立遏制恶行
的机制，那你到底在干什么？
　　明清小说里充满了因果报应的故事。那是一个渐渐脱离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步
进入市民社会的时代。在那个充满了陌生人的世界里，害了人可以一走了之，不像
在亲戚间和村庄里那样结下了躲不开的三代深仇，让人不得不瞻前顾后。在这种现
实的报复难以实行的情况下，就需要创造出某种想象中的约束。皇上和官僚集团不
能提供公正，说故事的人就编了出来。他们津津乐道，一头愿说，一头愿听，这类
故事流传甚广。这便是社会心理正在寻求报应均衡的表现和证明，也是儒家正统意
识形态的补充和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努力以一种"迷信"的方式解决正统意识形态和
政治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
　　总之，这是解决问题的努力，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努力。也是原来的意识形态
和政治体制失效的证明。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祖宗们未完成的努力，是
多次努力的中断，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关帝庙塌完了，戒石铭拆掉了。过去的问
题仍在，过去的努力却消失了。目前的意识形态舞台上，仍进行着迷信讨伐战，而
最终决定胜负的，大概是台下和后台的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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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孝人格

　　汉恒帝时期（147年-167年），陈蕃出任乐安太守，听说治下有一位叫赵宣的
平民百姓，乡邑间盛赞其人至孝。父母去世，按常规要守丧3年，或居家，或结庐
墓旁，这位赵宣竟然守丧20余年，而且一直住在未封闭的墓道之中。
　　陈蕃——就是《世说新语》开篇说的那位"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
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仲举——听到了众人的推荐，便会见了这位"州郡数礼请之"
的孝子。聊起家常，陈蕃发现赵宣有五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陈蕃大怒。这家伙睡
在墓道中干了什么？这不是"污鬼神"吗？"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语出
《礼记》），你跟着脚尖够不上倒也罢了，假充什么圣贤？这不是"诳时惑众"吗？
于是陈蕃将赵宣治罪。(1)
　　恒帝时期的东汉并不是什么好世道。连年歉收，盗贼四起，宦官干政，党祸不
断，立国120多年的东汉已然日薄西山，露出了衰亡之象。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故事
仍然可以想见当时的道德风尚，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怎样诳时惑众，凭借何种
表现就能够诳时惑众。
　　时代真是不同了。试想，今天的中国还会有人做赵宣做的事吗？即使他想诳时
惑众？赵宣的行为恐怕已经超出了今日疯子的想象力范围。再退一步想，如果有人
重新提倡守丧三年，我们会觉得这很正常，很自然，因而衷心拥护吗？如今国家规
定的丧假是3天，似乎没有人建议延长十倍八倍以捞取政治资本道德资本或别的什
么资本。2000年屹立不倒的常规，如今已经不正常了。
　　我这里说的不是某种无足轻重的礼数。"孝为仁之本。"孔子叫世人"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他为我们描述的是一种以仁孝为核
心的理想人格，据说上合天理，下依人性，发为礼义。它为2000年来数以亿计的人
们提供了为什么生活和怎样生活的权威答案，而且获得了吸引人去假冒的崇高地位
。
　　孔子真死了？

　　雷锋人格

　　好像雷锋也死了。十多年前，一位不知姓名的父亲抱小孩乘车没人让座，当父
亲的便对孩子说了一句："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句话的版本之多，流传之广，恐怕
要远远超出尼采的那句"上帝死了"。可见时势不仅造英雄，还能造哲学家，至少能
造名言。
　　其实现在还是有人给老人小孩让座的，孝敬父母的孩子也不罕见。但是大概没
有人不承认道德风尚确实变了。作此断言的基本依据，就是很少有人为了诳时惑众
而像赵宣假充学子那样假充雷锋了。假充雷锋的现象曾经相当普遍，"假积极"这个
词也曾经相当流行。时过境迁，现在还有谁骂别人"假积极"么？现在诳时惑众的是
假洋鬼子和真真假假的大款大腕，而不是假孝子假道学假仁假义和假积极。
　　"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句话非同小可。雷锋所代表的是一种以"为人民服务"（
人民不包括敌人）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据说它合乎科学规律，顺应历史潮流，代表
人类未来。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可以当接班人，生得伟大，死且不朽。这种人格理想
曾经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雄踞二三十年，为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了为什么生活和怎样
生活的标准答案。

　　人格与时代

　　人格理想不像时装发式，其变化的根据要深刻得多。
　　孔子和毛泽东倡导的人格理想，都很合时宜地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当时最基本的
人际关系，并且很有力地证明这种处理方式合乎天道人心或者历史规律，具有终极
价值。现在，我们离宗族大姓毗邻而居、宗亲世交触目皆是的时代已经很远了，我
们离革命同志团结一心兴无灭资推翻三座大山的时代也不近了。出门上班，满眼小
商小贩雇主雇员，下班上路，到处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和讨价还价的顾客。想叫一声
同志，招呼一声兄弟，真不知冲谁开口。
　　孔夫子和毛主席没有教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怎样做人，没有来得及为我们树立
一种合乎此时此境的人格理想，并把它与不知躲在何处的终极价值联系起来。
　　呜呼，我们失去了精神支柱。

　　公民人格

　　西方人有什么好主意吗？据说西方人面临精神危机时常常把眼睛转向东方，那
我们也不妨看看西方。在上帝去世或弥留之际，西方人总要拿出个办法来处理他们
的人际关系。
　　西方基本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开始，他认为
商品交换是那个社会的基本关系。他又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引入，在遵守等价交换规
则的条件下，推演建立了一个逻辑严密令人瞠目的理论大厦。
　　现在正吃香的西方经济学，其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上：一、
每个人都归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人是理性自利的。
二、每个人在市场上都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强迫谁，只能平等地
交换各自的产品和服务。于是我们又看到两不相亏的交换波涌而出。
　　似乎不必再说等价交换的原则如何渗透了西方社会，以至社会学中的交换理论
成为主流。也不必再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家庭和政府行为的努力如何频频斩获诺贝
尔奖。总之，西方人处理基本人际关系的常规是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这算是什么人格理想？再说得好听一点：做一个善于保护自己的
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权利的好公民，一个自利同时也遵守社会义务的好公民，这
能算是理想吗？为人民服务呢？爱呢？天理呢？道呢？历史规律呢？人生的意义呢
？终极价值呢？难怪西方人说自己精神危机！
　　但是我以为西方人的主意并不坏。公民人格很有资格成为我们今天乃至未来数
代人的理想人格。假设这个理想真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描绘的靠资本获取剩余价值
的现象虽然不会寿终正寝，赤裸裸的坑蒙拐骗总不会有了。此外，"满口仁义道德
，一肚子男盗女娼"之类的痼疾，满口的为人民服务，一肚子营私舞弊之类的顽症
，居然也出乎意料地失去了流行的适宜温度。剩下一个大家诚实地劳动，干净地挣
钱，尊重自己也敬重别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很糟糕很庸俗的结果吗？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3)，这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英美人彼此相称的"Mr．"这个词很妙。Mister作为
Master的弱化形式，在词源上的基本意思仍是"主人"。你也是主人，我也是主人，
大家都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照顾自己，同时也自己承担责任。谁也无权欺负谁，至
少是不能强迫谁。这正是等价交换的前提，公民人格的要义。

　　公民人格与传统

　　咱们不能崇洋媚外。他们是主人，咱们也是主人。他们的传统生出了公民人格
，咱们也有能生出公民人格的传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4)，天下的人心本是
相通的。
　　在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想人格中，就分明蕴涵着公民人格的生长点。
　　子贡曾经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5)孔子在此既尊重了别人，也肯定了自己。这不是一句无足
轻重的话，孔子告诉子贡的是可以奉行终身的大原则，而且类似的原则也曾在位居
核心的"仁"的范畴里出现。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
这里更直截了当地肯定了"欲立"和"欲达"的自己，也尊重了有同样欲望的他人。如
此两不相亏地行事，正是公民人格的核心。
　　我无意把2000多年前儒家倡导的理想人格混同于今日西方的公民人格，这样做
自然经不起知人论世的推敲。我也无意当一个儒家修正主义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
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不必死抱住某句箴言不放——西方的公民们似乎也没有死死抱
住耶稣"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的训诫推导不已。
　　我想说的是：不必担心丢了咱们的传统。古今中外的人心自有相通之处，在劳
动仍是谋生手段的时代，在劳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或莫大乐趣之前，在纳贡服徭役
修陵寝的时代过去之后，人有一种不得不然的为人之道，不管你叫它什么，也不管
你的传统是什么。

　　公民人格与终极价值

　　自利不损人的公民人格未必就与飘渺的终极价值挂不上钩。我先在这里挂挂看
——我挂不好不等于别人也挂不好。
　　最简捷的挂法，就是把公民人格说成自本自根的终极状态。人是什么？"食色
性也"，用中国农民的话说："人活两个脑，一头吃饭，一头生养"。这是"本我"。
再加上"超我"的约束，责任感义务感或曰礼义廉耻之类，这就是人了。谁也不会追
问蚂蚁或猴子在其自身生存繁衍之外的终极价值，那么也不必向人类发问。
　　这种挂法有点耍赖之嫌，但不能说它没理。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本我，萨特的选
择自由，确实被许多人视为终极价值。你可以另有高见，却不能说人家赖皮。
　　如果不肯接受这种终极价值，只承认传统的终极价值，我们可以再往传统上挂
。马克斯·韦伯在他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用一个"天职"的概念
当钩子，把公民的赚钱工作与上帝、天堂、灵魂不死这一套终极价值挂起来了。利
己的行为都能挂上尊重他人的行为自然不必多说。我们中国人要想挂，似乎也不必
太费劲。我们的祖先把道、天道、天理等等视为自本自根的终极存在，而且用天人
合一的概念把天道与人性挂得结结实实。《中庸》有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道。"那么我们只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行了，终极价值已在其中。
一定不肯接受这种自然而然的包容，非有与外在的天硬挂，我们也可以说："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7)。什么叫自强？拼命工作算不算自强？算就挂上了。这就
是以天为则，顺天意，行天命，正好比服从上帝。再加上一个"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8)，宽容地对待别人，帮助别人，那更是阴阳调和。一阴一阳谓之道，这
就算到头了。
　　如果说东西方传统中的终极价值太老了，不适用了，我们还可以换不太老的，
流行于十几年前的。西方经济学中有个"激励相容"的概念，就是说每个个人理性自
利的行为经过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便会结出社会进步、人人受益的善果。那么，好
好赚你的钱就行了，只要别违法，其结果必定是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如此，关心
国计民生的人便可以安心：历史正在你的生意中前进。实在安不下心来的不妨将来
多做慈善事业，直接摘取善果，现在的工作可以看做打基础。性急一些的甚至不必
等待将来，值此新规未立之际，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可以干些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
。
　　如果说这种终极价值还不称心，恐怕就要问问自己的心究竟是什么心了。明心
见性，认清自己的真心自性，这是佛家特别擅长的功夫，也是佛家认可的终极价值
——见性成佛。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大可不必关心什么理想人格。既然有理想，总
是对现实的自我有所不满，而这正是大彻大悟者不会有的妄念。也许，释道儒的明
心见性传统能为人类提供如何成为真人的答案，帮助我们成为可能是、应该是、本
来是的那种人。但是即使有了明白易懂的答案，恐怕在有人挨饿受冻，有人互相残
杀的时代也不容易大行于世。
　　话说远了。最后收一句：好公民是不会干涉别人明心见性的，他自己也可能做
同样的事。等大家都有适宜的条件和巨大的兴趣做这样的事了，公民人格自将让位
，替代它的东西或许很有仙风道骨。

　　注：

　　(1)事见《后汉书·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2)《中庸》。
　　(3)《庄子·胠箧》。
　　(4)《论语·阳货》。
　　(5)《论语·卫灵公》。
　　(6)《论语·雍也》。
　　(7)《周易·乾》。
　　(8)《周易·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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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发现了几个关于假货的故事。纪晓岚是乾隆
年间的大才子，四库全书的主编，他记载的这几件发生在北京的旧事，距今已经
200多年了。
　　一件事是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我不懂墨，不知道这个牌子有多么响亮，想必当
时是很出名的。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用，居然是泥抟
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骗了。
　　另一件事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几支蜡烛，回到寓所怎么也点不着，仔
细一看，原来也是泥做的，外面涂了一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有吆喝叫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
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下鸭头、鸭脖子、鸭脚和一副完整的骨架
。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家的奴仆赵平，曾以2000钱买了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
。有一大下雨，赵平穿着皮靴出门，光着脚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
做的，揉出了皱纹，貌似皮子。靴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糊的，再用布绷好。
　　讲了这几个假货的故事之后，纪晓岚又讲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
的故事。说来话长，恕不转述。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
妄听之·三》。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
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不仅我国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
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不妨
在情理之中推测一番。就说那做烤鸭的，肯花如工艺品一般精细的做工，再搭上等
鱼上钩的时间和被人识破打一顿的风险，只为了赚一只烤鸭的价钱，这种高成本低
收人的买卖，当今还有几个人肯做？为了这点小钱尚且有人费心费力地制假贩假，
更多更大的机会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恐怕也是当时人生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
所决定的。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有所改善了。
　　另外还应该提一下商业方面的"制度安排"。纪晓岚提到的那几件假货，显然都
是在地摊买的。当时似乎还没发明百货商场。本世纪北京人闹起来的东安市场，直
到"文革"前还类似一个地摊汇集，并非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西方人发明的百货商
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不用顾客花很多时间满世界地寻找
他要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相对降低了卖主的等待时间。在百货商场里卖假货，更
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麻烦。因此，沾新制度的光，如今的北京人在大大小小
的百货店里买东西，应该比当年纪晓岚在地摊上买东西的风险小多了。
　　如今人们都觉得假货泛滥，恐怕也是国营商业体制的背景衬托出来的，再一个
原因大概是假货的标准变宽了。国营商店的盈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
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买假货。国有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
。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二三十年。现在忽然放开，假货也忽然冒了出
来，大家很不习惯，便觉得假货特别的多。再说，假货的标准也比古时候严格了。
古时候也没那么多的名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不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
名牌就难免有冒牌货。譬如"王麻子剪刀店"就有"老王麻子剪刀店"和"真老王麻子
剪刀店"及"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之类的竞争者。李逵碰到过李鬼，孙悟空遇到过
六耳猕猴。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说到这里，我想起美国了。美国的假货并不少见。我在美国街头的许多地摊上
见过劳力士表，外观极其漂亮。一问价，才二三十个美元。我笑道："假的吧？"对
方也笑笑："你看看价钱呀。"我在美国街头还遇到过推销瑞士军官刀的。在纽约的
百货商店里，瑞士军官的多功能刀卖30多美元，而街头的年轻黑人，手里拿着同样
的刀，吆喝着只卖3美元。后来我在一个亚裔人开的小店里，花3.5美元买了一把冒
牌货。店主人不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韩国人还是越南人。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
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http://ireenyuan.blog.sohu.com/36413352.html http://ireenyuan.blog.sohu.com/36413352.html#comment 博客文摘 Mon, 5 Mar 2007 16:16:33 +0800 网文精华 http://ireenyuan.blog.sohu.com/364133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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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街头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绿灯下还有警察。通常还不是一个两个警察
，而是四五个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来那是企
业的利润，可以成为生产的动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
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在警察工资方面的开支能不能减少
呢？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仍然能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
竟然可以到这种地步：明明没有车辆，一个人在人行横道的路口也会等待变灯。我
在赫尔辛基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待变灯，于是我也不
好意思横穿空空荡荡的马路，一直等到红灯变绿。在中国，这当然是极其罕见的事
情。这就是说，在美国和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
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1)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省这笔钱。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
下的许多警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
同没有红绿灯一样，必定会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
块去挤。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单方面谦让，别人肯定不会让我，我永远也
没有过路的机会。道德的约束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
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我们这些打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没有必要
遵守了。
　　当然，警察的工资也不是绝对不可减少。譬如，四五个也可以减少到两个。只
要在岗的人认真负责，应该可以维持交通规则的威严。如此威严久了，再将人降低
到两个，最后减少到一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大大超
过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
和税收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
个人都有一些关系。我们活该。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面子
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人尊严因此蒙上了阴影。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
用验票，因为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
呢？在日本打投币电话，竟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
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极其鲜明的对比。我的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
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一切礼仪，也按常规付了小费，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
侍者对他的轻蔑。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
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可与外国人做生意，躲
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厌恶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
一个只讲利害关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
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
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呢？按说，交通规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
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
　　　
二

　　我有一个猜测，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
督不可。我承认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解释大众
的行为。毕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里很能忍气吞声，自制
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对自我与公共事务的
关系的判断和肯定。
　　中国老百姓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我们交了税
，雇人来管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公仆，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
委托他们照应的这些事情？--我们大概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
秩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认真负责地维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懒。毕竟我们是给
他开工资的。我们不会把公共交通当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们明白这是我们
的事情。
　　这使得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见过一件事情，印象很深
。一个老头，看见路口堵车，很生气，就下车把维持交通的警察训斥了一顿。说我
们交了税，应该得到好的服务，你怎么把交通弄成这样？警察毕恭毕敬地听他训斥
。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对我来说，很习惯听警察的训斥，从来没有妄
想过训斥警察。在我的体会里，中国的警察和司机的关系，属于典型的猫和老鼠的
关系。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
己与公家的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
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
、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
的领域。如果有谁不懂事，企图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了领导的心思则已，对不
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怀就是证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
何况普通百姓。
　　按照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交通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
是皇上圣明和皇恩浩荡。我们要感谢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
得那么方便。譬如出租车不许在长安街路边停靠，据说是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们
人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这岂不成了仆人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进家门？主人又
如何能心平气和？还有一个例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桥都要
封锁。我曾问过封锁交通的便衣为什么要这样，他教育我说，要服从国家利益，要
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在此又表现出了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立
。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员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操心去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
主人。主人进了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
再踩地毯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
，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己家，连亲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
矩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官们制订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其实，不仅在红绿灯前，就
是在官场上，这种糟蹋地毯的心态也是很常见的。官员不过是皇上的雇员，能偷懒
不妨偷懒。皇上吃香的喝辣的，进进出出还要让小兵小官给他站岗开道，本来心理
已经不那么平衡了。凭什么还要对他忠心耿耿？
　　我愿意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不想首先破坏交通规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
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说得自负一点，我耻于把自
己降低到那些抢红灯抢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得多。而我的这种自
我期许的基础又来自哪里呢？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国家的
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类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我是真
把自己当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认为那是警察的事情
。我还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档么？
　　我的这种认识和期许最初来自轻信，来自少年时代不加验证地接受的某种关于
主人的理论，以为自己真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来我保持了这
种自我期许，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的道理讲得透彻，从中我看到了理
想社会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假如我真想成为宪法意义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
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不理睬公民的义务。这两种关于主人的理论，一个来自过
去，一个来自未来，都不是现实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条件。因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
便没了根基。
　　把上边提到的比喻再发挥一步：如果我雇小时工或者保姆来家打扫卫生，没想
到他反客为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在我家里当上了主子，这时我会作何反应？我被
迫出去挣钱养家糊口，被迫给他发工资，这完全是因为没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会挨
揍。那我还会在乎穿着雨靴踩地毯么？只要这室内卫生的事情还归那位当上了就不
肯下台的小时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会
体谅他的辛苦？他是猫，我是老鼠，我体谅猫的心情干什么？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
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我的公德应该是什么样子？
　　　
三

　　大约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
没有狂和愚的人。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
封"，而桀和纣时代的老百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
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在于"化"，而不在人性。(2)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
。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之处当然在政府
。这是王充的高见。
　　中国古人讲到尧舜，经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赞美，但我还是相信王充讲的传说。
尧舜时代是什么时代？那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尧和舜都是大家选
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范围不大的熟人社会的成员，彼此几乎都知根知底，而每
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别人对他的长期看法。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想不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这行为是好是坏，恐怕都不那么容易归功于或归咎
于首领或别的什么人。按照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理解，这些人确实也可以称为贵族，
在这样的社会里，"比屋而封"应该是可能的。
　　到了桀纣时代，人心就不行了，这也是有道理的。桀纣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
臣民或奴才。如果主子们像桀纣那样，连一点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讲，臣民的道德
水平自然也应该坏得没遮拦。
　　但我对王充的说法有个疑问。刚才谈论尧舜的逻辑和生活常识都提醒我们，聚
族而居或者在小村庄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这个小圈子，其实是坏不到哪里去的，
不然就要自作自受。而桀纣时代，血缘社会还没有解体，人们如何能坏到"比屋而
诛"却不制造冤假错案的程度呢？
　　我估计，恐怕那些坏都坏在了"公德"领域，坏在与"公家"--王公之类的统治集
团--及其掌管的"公务"的关系方面。而在"私德"的领域，在家族内部，在朋友邻居
和乡亲之间，我们的祖先就未必落后，说不定还能领先世界呢。中华民族长期处于
世界先进水平，大概就有这"私德"的一份功劳。私德好，社会管理成本低，生产者
也能安心努力地干活。可是公德不好，先进就保不住，别人不打自己也要乱，早晚
要大乱。
　　　
四

　　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解体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
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
不用怕，只要能躲过警察就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遭报应。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
和公德领域的扩张，我们的优势没了，劣势却露馅了。中国社会陷人了历史性的危
机。
　　这个危险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入人心，关帝庙
遍地开花，关云长所代表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义气成为我们民族的理想。这些东西
都是药，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断吃镇静药，自然可以推断他的神经或精神出了毛
病。
　　这种危机似乎还在加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政府，本来还有无道的权威支持
，可以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统治集团也容易无争议地团结在真命天子周围。现在
孔家店被砸了，天道和天命没人信了，本来就很弱的公德领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维
护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和过去一样处于大病未愈的时期。如果说有区别的
话，无非是试验了几种药，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天道的变种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
历史试验中先后丧失了权威，人们重建观念世界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各种药
物的疗效和副作用总叫人不满意。譬如毛泽东思想的猛药，治疗贪官污吏的一时效
果不错，但我们在毛泽东时代买东西的时候却整天招人白眼，被那些售货员训来训
去。工人农民干活也大规模地偷懒--这都是大家在社会分工中安身立命的领域，表
现出来的竟是这副德行。
　　现在，经济发展了，售货员（国营商业还不敢保证）却不敢训斥我们了。这就
是社会进步的成就。工人（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例外）农民和售货员并没有接受更高
强度的道德教育，干起活来却认真多了，尽管这认真精神也难免体现在制造和贩卖
假货上。我想，这种进步所以能够取得，关键在于现实的报应机制。没有人愿意掏
钱买售货员和服务员的训斥，于是老板就要招募懂礼貌的人，就要培训员工笑迎他
们的衣食父母。不能约束自己就可能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除非这老板得到了国家
特许的垄断地位，当了某个领域的老虎和霸王。
　　这里说的是经济领域。我想，市场竞争在总体的方向上应该有利于实现孔老夫
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因为人们更愿意为包含了这种品德的产品和服
务掏钱。
　　政治或者叫公共领域显然不那么乐观。如果像经济领域一样建立某种竞争机制
，好服务得到选票，于是升官；坏服务丢掉选票，于是丢官甚至丢掉饭碗，我们在
前边为不守公德辩护的理由就要站不住脚了。
　　当然社会生活不仅仅包含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我的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多年
的朋友告诉我，美国人很怕坏了自己的信誉。他们轻易不敢赖账，轻易不敢违反交
通规则。我这位朋友在一个月之内曾经两次驾车超速，被警察叫了下来，登记了他
的社会安全号码。不久，他的违规记录就遭到了报应。他接到了来自保险公司的通
知，他的汽车保险费用从200元增加到400元。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就好像中国的
身份证号码，是惟一的，也是公民得到福利待遇的凭据。但是他如果赖账，如果在
公共信用方面有了不良记录，任何跟他做生意的人都会查出这个记录。被他的不良
行为害了的银行保险和交通管理之类的部门，自然也愿意登记这个记录。结果，假
如你要在一个文明宁静的地方租一间房子，房主一定会要你的社会安全号码，要是
你的品德和信用记录不好，就别想以正常价格租到这间房。我的这位朋友认为，这
种精密的报应机制，就是美国社会公德水平比较高的根基。这套机制奖励公德，惩
罚缺德者。
　　本来，我对发达国家的报应机制的叙述到此就结束了。写完后，我将这篇文章
传给一位在英国的朋友看，她说我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公正高效的司法
体系。征得她的同意，我把她的部分论述翻译过来充实本文：
　　法律和司法系统在维护西方的社会秩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按照
法律规定，如果谁超速驾驶或酒后开车，他就要冒吊销驾驶执照的风险。真值得冒
这么大的风险吗？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你至少在一年之内无权开车。假如你习惯
了每天驾车上班，现在却不得不改乘公共汽车或者出租汽车了，这自然非常不便，
而且要为日常交通花更多的钱。更多的麻烦还在后头：即使过一段时间拿回了驾照
，你也不再是一个干净驾照的持有者了。那意味着你不是一个老板可以完全信任的
人。在英国求职，你必须出示你的干净驾照，以证明你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在这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角色是法律，而不是道德原则。离开了法律
对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原则什么也不是，至少是苍白无力的。
　　在西方社会，你可以在超级市场、地铁车站和加油站之类的地方违反规定，但
是你不能不面对自己的行为引起的后果。几乎没人愿意去干那种违规的事情，拿自
己的前程、职业、家庭生活等等冒险。我们听到过一个故事，有个中国留学生在超
级市场偷拿东西，他立刻就被驱逐出境了。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违规是不
值得的。就是这样。
　　说到司法的公正和高效，我们又回到了政治领域。这真是一个绕不开的下手之
处。
　　　
五

　　走出恶性循环的实际努力开始之后，自然还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方面的工作。譬
如我们要找到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一种操守的基础。儒家的基础已经被骂倒了，
新的信念的基础在哪里呢？
　　我想，这基础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须到天堂和地狱中寻找。譬如造化
的报应。前边已经说过了，我们现在正在遭受报应。而且这报应一点也不神秘。

　　我们的祖先一直说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造化
把这报应的工作交给了人类自己，交给他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如果这个社会倾听
这种要求，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建立了恰当的责任
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报应的体制就建立了。如果这个社会不建立这样的制度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遭到报应，它会被其他有着更合乎造化要求的制度的社会所
淘汰，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坏。我们中国的2000年王朝循环就是造化给予帝国制度的
报应。
　　报应不仅落到了整个社会和制度的头上，也落到了每个人的头上。我们随地吐
痰，我们不排队，我们遇到不道德的国际行径和国内行径都假装看不见。这些严重
缺乏公德的行为遭到的报应还不清楚么？我们被人家看不起。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和健康环境下降，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他不喜欢的世界里，这就是报应。为了
让自己生活得更有尊严，也更健康，更美好，究竟值得不值得约束一下随地吐痰之
类的毛病呢？或者，请一些执法者来管这件事情，而每个中国人都要为他们的工作
多掏一笔税金。花钱雇人强迫你，并且用侮辱惩罚的手段迫使你自己不吐痰，然后
我们再掏更多的钱行贿，逃避处罚，这不是很愚蠢很可笑么？干吗不约束自己一点
，非得获得如此愚蠢可笑的报应呢？造化的报应就是这样的东西，你愚蠢，它就还
你一个愚蠢。你可笑，它就还你一个可笑。所有的行为都会计入收支账目，真是天
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社会和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你自己逃避了这
种代价，别人就要替你付。人人都能逃避这样的代价，那就要由这个允许逃避的社
会和民族的整体付，变本加厉地付。我们的黑头发可以染，黑眼睛和黄皮肤却难以
掩饰。
　　造化终究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我们自己，我们中国，我们人类，都
是这造化的一员，我们今天的行为必定要影响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命运。这造化并
不仅仅是一个威慑者，它还是一个鼓励者，是一种宽广的、诗意的生活的基础--只
要你对它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
　　中国现在是一个人们正在逃离的社会，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些社会成员正在为过
去和现在的背离造化而遭到报应。我们接受报应，我们不抱怨，这一切都是我们应
得的。同时我们要努力，为未来建立新的报应机制，合乎造化的体制，跳出恶性报
应的轮回。

　　注：

　　(1)本文的开头和问题的提法，深受茅于轼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一篇
文章的启发。
　　(2)《论衡·率性篇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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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一个搞收藏的朋友家里，见过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圣旨真品
。一卷明黄色的丝织物，平滑精美厚实，上面写着极漂亮的楷书。劈头第一句话就
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那下面的文字，当然都是传达天意了。
　　"奉天承运"这个意思，在圣旨出宫的仪式中得到戏剧性的体现。明朝的制度规
定，颁布诏书时，要将诏书装在盒子里，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上缓缓放下去，就
好像圣旨从天而降，下边则有人跪接。明朝的历史学家余继登在《典故纪闻》卷十
四里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成化四年（1468年）秋天，负责办这件事的人不认真，降
旨的时候绳子断了，装着诏书的盒子摔坏了，于是有御史参劾，要求将此人治罪，
皇上竟饶了他。当时的人们都感叹皇上宽大。
　　我猜想，既然有这种仪式，承天门上一定还会有某种往下放绳子的沟槽，而且
位置一定在承天门的正中央。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名字是清朝建立后改的，
但模样并没有改。如今天安门却作了很多修整，更高了也更大了，正中央早已改换
成了扶手，沟槽肯定是寻不着了。
　　奉天承运，粗略地意译为现代用语，大概就是遵循历史规律、体现或代表了历
史规律的意思。当然这么翻译显然有点勉强，"奉天"所奉的天道，乃是天地万物和
人类社会共同遵行的规律，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但是现代人不像古
人那样讲"天人合一"，除了"历史规律"之外，我在现代观念体系中找不到结构上同
位、功能上对应的更恰当的概念，只得硬译一句。就好像历史规律运行一样，天道
运行也是有阶段性的，国运昌或国运衰，三阶段或五阶段，初级阶段或高级阶段等
等，运行的每个阶段上都有要承当的特定历史任务，这是命中注定，早已由某大师
算好，等闲人更改不得的。
　　"奉天承运"这四个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吴晗先生在《朱元
璋传》里说，在元朝，诏书开头的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
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改为"奉天承运"。

　　仔细品一品，朱元璋这话确实谦卑了许多。"上天眷命"，很容易给人自作多情
的感觉--天凭什么单单眷恋你？而朱元璋就不自作多情，他尊奉天道，代理天道，
体现天道，如此恭敬行事，天还会找别的什么人当代表么？
　　"代理天道"云云，并非我凭空瞎说，朱元璋的自我感觉正是如此。在废除宰相
制度之后，朱元璋感觉忙不过来，便指示秘书班子帮助他严格把关，朱元璋指示的
第一句就是："朕代天理物"。朱元璋死后，他的后代给他上的尊谥长达21个字，开
头两个词便是"开天行道"。此后的明朝皇帝，除了半截被人夺了权的建文帝、景帝
和崇祯帝之外，每位名字之前的17个字的尊谥里，最前边的两个词必定是谈天说道
的。譬如定陵地下宫殿埋的那位很贪财的万历皇帝，其尊谥就是"范天合道哲肃敦
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17个字，前两个词就赞扬他合乎天道的规范。
　　总而言之，皇上是真命天子，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天道是神圣至尊的
东西，一个人代表了天道，他的神圣至尊自然也就毫无疑问了。
　　　
二

　　正德皇上朱厚照，就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那卷圣旨的发出者，闹出过许多笑话
。
　　明朝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德皇上南巡到了扬州，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
部长）王宪，抄发了皇上的一个命令通告天下。通告说，养猪杀猪本是寻常事，但
是今年正是我的本命年，而且猪与朱姓同音，再说吃猪肉也容易长疮生病，很不妥
当。因此通告各地，不许喂养猪、买卖猪和屠宰猪。如果故意违抗，本犯及一家老
小，发配最远的边疆充军，永远不许回来。
　　命令一下，各地的老百姓纷纷杀猪，肉多了一时吃不了，便纷纷腌制贮存起来
。这条命令显然执行得不错，到了第二年春天，孔庙的祭祖典礼要用猪的时候，果
然找不出一只猪，只好以羊代替。
　　这则逸事见于明朝人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卷一。为了追根溯源，沈德符
同时讲了两个这样的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杀狗的。
　　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谏官范致虚向皇帝提了一条建议，说陛
下生肖属犬，人间不宜杀犬。宋徽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严令禁止屠狗。沈德符说，
这已经成了古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没想到本朝又出现了。
　　我想，如果不提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可笑的不过是二位皇上。如果联系到天
道，可笑的就是天道或者"皇上代表天道"这种说法了。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恐怕属
于特大号的胡说八道。如果不这样解释，我们就只好承认，天道在二位圣上当政的
时候变成了猪道或者狗道，这未免又有亵渎天道之嫌。当天道的解释权和代表权固
定在某个具体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天道的笑话是经常发生的。三五百年的时间抵挡
不住我们深厚悠久的传统。
　　明末张献忠造反，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这
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用"杀人如麻"这四个字形容张献忠，显然力度不够。
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
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
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
　　我读到《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上的这些描写的时候，曾经怀疑写史的人
蓄意污蔑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也是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提醒我们警惕的东西。后来
，偶然看到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得到佐证，才不得不怀疑我自己的怀疑了
。民国《温江县志》卷一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
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
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简州赋役，原额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
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这些都是政府为征税而做的统计，后边有实际
利益督着，数字有误差也不至于差得太远。(1)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有张
献忠立的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原来，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而且仔细想想，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
辑。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
　　　
三

　　在代表天道的问题上，曾有"民"从中插过一杠子，企图削弱皇上的代理权，惹
得皇上很不高兴。这个拿民惹怒了皇上的代表，就是儒家的亚圣孟老先生。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当了三年皇上，脾气渐渐大了。皇上"审查"孟子
的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对君主不够尊重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儿要
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遂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将孟子逐出孔庙
。后来有人替孟子求情，说他讲的道理基本上还是对皇帝有好处的，才恩准孟子回
到孔庙。(2)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特命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掉了《孟子》中85条皇
上不喜欢的内容。下边我摘录一些被删除的内容，看看究竟什么东西惹怒了皇上。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孟子说民比皇上贵重，皇上不
高兴是可以理解的。
　　2．"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
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
，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
；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
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孟子在这里把皇上用人和杀人的权力削弱了，需要
获得大夫和国人的认可，朱元璋显然有理由不赞成。
　　3．"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孟子这
话的意思也很可疑：究竟这天下是天给的，还是民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天子
代天理民--代表历史规律领导人民前进。
　　4．"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孟子竟然把天的耳目安装到民
的身上，如此说，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该往哪里摆？
　　5．"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这分明是宣扬造反有理了
。
　　总之，我看朱元璋与孟子的核心分歧，就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至于天道
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代表，无非是这个问题的哲学性表述，就好像"两个凡是
"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著名争论一样。用"讲政治"的方法来讲这个问
题，一切就显得很明白：究竟是人民听天子的，还是天子听人民的？
　　我感觉自己讲政治讲出了一点毛病，再往回找一句：孟子并不是民主主义者，
那不是中国圣贤的发明。中国圣贤发明的叫"新民主主义"，孟子不懂这个。但孟子
很明白"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道理，很清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滕文公）。孟子无非是想强调一下，治野人也不能乱治
，不能任性胡来，要守一定的规矩，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险。奈何皇上"无法无天"惯
了，不喜欢"规矩"之类的东西。
　　　
四

　　朱元璋粉碎孟子进攻数年之后，撒手西归，他的儿子朱棣又在天道与民心的问
题上犯了一回糊涂。当时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即位，开始削藩，燕王朱棣感觉到了
威胁。道衍和尚姚广孝密劝朱棣举兵造反，和尚与真命天子之间有一番对话。
　　朱棣问：民心向彼，奈何？
　　和尚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姚广孝后来推荐了两个算卦的见朱棣。如此这般地推演一番，闹明白了天意赞
许的东西，于是朱棣下了反叛的决心。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
(3)
　　由此可见，真命天子一时急糊涂了，竟忘了天道与民心并不是一回事。有了天
道，民心大可不论。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从夏商周三代起，就有了一套凭借卜筮
手段领会和理解天道的办法。请注意，这里凭借的是卜筮，而不是民意调查。这是
一套遇事查书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如果皇上本人就是这套书本和指示的作者，竟
连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开口出来的自然是天音，表达的自然是天意。
　　说了这么多，我努力想证明的其实就两句话：第一，天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叫
法，譬如天命天意或者历史规律，但在深层结构上这两者是一回事。第二，天道或
者历史规律与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现冲突，这时必定要遭遇究竟谁服从谁
的问题，皇上们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从天道，因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
　　　
五

　　无论如何，天道毕竟不会自己说话，一定要有个什么代表。既然皇上和起义领
袖都未必称职，天道的代表权到底应该归谁呢？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也有过争论。他们的问题是谁能代表"上帝"。天主教宣
称教会代表了上帝，准确点说，是垄断了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渠道。凭借这种垄断，
那些组织严密的人类先进分子就干出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把他们的追随者激怒
了，结果就产生了直接与上帝交流的观点，说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里，每个人都
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用不着那些出卖灵魂的家伙当代理。这就是新教从天主教分裂
出来的历史故事。
　　后来，在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议会诞生了，各色人等都在议会
中得到代表，替他们立法。这个代表们搅在一起立出来的法，作为各方利益合纵连
横出来的结果，大概就好比试验室中模拟出来的天道了。当然，谁也不敢保证模拟
得丝毫不差，可是现在似乎还没有发明比这种模拟更高明的寻求大道的办法。我们
可以拿这种办法与皇帝代表大道的信念比较一下优劣。像正德皇上那样的人，满肚
子山珍海味，满脑袋歌儿舞女，让那些雄性激素和别的什么激素模拟工农商学兵和
各族同胞，难道真能搅出一个天道来，而且比议会里搅出的东西更高明？这真是奇
怪之极的幻想。
　　皇上可以代表大道的高论，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彻
底解决。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偏偏不肯让人民当家作主，说要经过"军政"和"训
政"这两个历史阶段之后，才能"还政于民"，实行宪政。这套说法的理论根据是三
民主义。主义云云，听起来很像是天道的变种。中国共产党人揭穿了这套说法的真
实面目，说它的本质是为一党独裁和蒋家王朝的专制打掩护。(4)当然，这种揭露
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宣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而且是临时代理人，总比宣
称自己是天道的代表进了一步。毕竟他失去了可以永远领导老百姓的借口，失去了
永远也不还政于民的理由。

　　注：

　　(1)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第10页。
　　(2)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第188页，人民出版社。
　　(3)《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广孝列传。
　　(4)参见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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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的U形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
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蒋德璟
和皇上顶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
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祯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国范围
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
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确实也是出于无奈。中
原一带的农民造反还没有平息，满洲又闹翻了天。就在决定加税的一个多月前，清
兵在河北山东一带纵横蹂躏2000里，掳掠人口牲畜50余万，还在济南杀了一个德王
。人家大摇大摆地杀了进来，又大摇大摆地满载而归，明朝的官军竟然缩作一团不
敢跟人家交手。这样的兵岂能不练？练兵又怎能不花钱？不过皇上也觉得心虚，税
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类似现在
的国防部长，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
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100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
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皇上还听过另外一种支持加税的分析。崇祯十一年考试选拔御史，一位来自基
层的名叫曾就义的知县也说可以加税。他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官不廉洁，如果他
们都廉洁了，再加派一些也未尝不可。皇上觉得这种观点很对心思，便将他的考试
名次定为第一，又升了他的官。（1）据说曾知县为政廉洁，他的见解想必是有感
而发，在逻辑上也绝对正确。从百姓负担的角度看，腐败等于一笔额外的重税。假
设真能减去这笔“腐败税”，多派一些军饷当然无妨。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
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2）假如是现在，决策者大概需要追问
一些数字，譬如腐败造成的额外负担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
几的土地在豪强手里，又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自耕农手里？豪强们的佃户负担如何
？等等。奈何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和他的顾问都不擅长定量分析。
　　一晃练饷征了五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官军照
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
军，已经走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检讨一下大政策了？这时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近似总统
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
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
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
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
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
？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问道：聚敛小人指的是谁？
　　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
，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要
问个明白。于是蒋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财政部长。皇上不信
，为自己辩护道：朕不是聚敛，只想练兵。
　　蒋德璟道：皇上当然不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他点出了一
连串征税的数字，任何人听了都会感到这是搜刮百姓；同时他还点出了一连串兵马
的数字，任何人听了都会明白练兵毫无成绩。搜刮了巨量的银子，却没有练出兵来
．这究竟应该算聚敛还应该算练兵，已经不言自明了。
　　后边的话还长。总之是蒋德璟顶嘴，皇上震怒，蒋德璟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
臣替他讲情。最后财政部长主动站了出来，说本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把责任都揽
到了自己头上。皇上听了这话，火气才消了一点。
　　这位蒋阁老是福建人，说话口音重，不擅长争辩，但是文章典雅，极其博学。
蒋德璟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
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贼反而欢迎，甚至贼没
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
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
引罪辞职。（3）
　　请注意这几句话。蒋德璟向皇帝描绘了一种反向的关系：你不是想加饷平贼么
？偏偏你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百姓
投了贼，饷更没处征了。这意味着一个空头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
失。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内阁最博学的蒋阁老惹怒了皇上，并且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与这种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
，但不久也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
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4)用现
代汉语更简明地表达，就是：皇帝也知道征税越多盗贼越多。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
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100
万的时候，这种思维似乎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
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100万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
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军费，新增加的兵力，还不足以镇压新
制造的叛乱。如此描述这个转弯，带了点现代边际分析的味道，明朝人确实没有如
此清晰地讲出来。不过他们显然意识到面前存在一个致命的拐弯。这个死弯在我们
2000多年帝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要过无数人的性命，现在又来要崇祯的命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率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
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
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
重的赋税压垮了更多的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
开始上升了。
　　总而言之，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
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在我看来，崇祯和明朝就
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故称其为崇祯死弯。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社会集团来说，崇祯死弯的谷底是在不同的时刻出现
的。陕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的地方。至于确切时间，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
李自成的反叛为标志，这个谷底出现在崇祯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
一路压榨下来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这块硬石头。
　　关于发生在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过三种说法。其中与政府催粮派款联系最为
直接的说法，出自毛奇龄的《后鉴录》卷五。毛奇龄是《明史·流寇传》的撰写人
，算得权威人物了。他说“自成……相推为里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李自成被村
民推选为行政村的村长。明末征收税费的途径和现在差不多，也是通过村干部进行
的。钱粮交不齐，拿村干部是问。毛奇龄说：“值催科急，县官笞臂，枷于市。”
明朝有一套固定的催粮派款的办法，这里记载的“笞”——打板子，“枷”——戴
上木枷在大街上示众，都是“催科”的常规程序。按照这种程序，逾期未完税的，
每隔五天十天便要打一顿或者枷上示众一回，直到你完成政府分派的交纳任务为止
。如果李自成在村子里收不齐钱粮，自己又赔不起，只好逃到一个政府逮不着的地
方去。李自成正是如此。
　　与政府催粮派款的联系稍微间接一点的说法，是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
二的记载：“李自成，陕西米脂县双泉堡人。……因负本邑艾同知应甲之债，逼勒
为寇。”
　　按照这种说法，李自成也是被政府的赋税逼反的，不过中间经了当地一个叫艾
同知的乡绅之手。所谓乡绅，大体是指那些退休或养病在家，有干部身份或者叫干
部任职资格的地主。所谓“应甲之债”，是在支应政府派到村里的差役时欠下的债
务。大概李自成为了支应官府，找艾同知借了债，恰好赶上灾年，一时还不起，被
有权势的财主往死路上逼，于是反了。
　　从名义上说，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之后，所有的乱收费乱摊派都并入了一个
总数，不应该再有什么额外的支应了。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总有办法征
收额外的钱粮，更何况中央政府也没有起到好的带头作用。在偏僻一些的地方，地
方政府竟敢公然签派各种额外的追索，连借口都懒得找。
　　关于那个谷底的故事的第三种版本，是说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那辈人，已经在
为政府驿站养马的差役中赔累破产，李自成自幼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出家当了小
和尚，俗名黄来僧。稍大又给一户姓姬的人家放羊，20岁便到驿站当了驿卒（近似
邮递员）。崇祯二年，因为财政困难，中央政府背不起驿站这个邮局兼招待所的巨
额亏损，便下决心大规模裁减驿站。次年，24岁的李自成下岗失业。
　　郑廉在《豫变纪略》卷一中记载了李自成失业后的遭遇。他说，李自成在当驿
卒的时候人缘很好，那年饥荒，姓艾的乡绅放贷，李自成还不起欠款，被艾家的奴
仆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晒。他的驿卒哥们儿想把他移到荫凉地方，给他点水喝，
艾家的人不许。李自成也不肯屈服求情。他的哥们儿按捺不住愤慨，干脆毁了木枷
，拥着李自成出走城外。饥民们跟着入伙，于是就成了一支队伍。《豫变纪略》的
作者郑廉被李自成的军队俘虏，在农民军中多年，这套说法可以看做造反队伍中的
流行版本。
　　我啰啰嗦嗦地罗列了三种版本，是因为这三种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对崇祯
死弯的形状和谷底的位置有重要影响。譬如天灾的影响，地主的影响，政府的赋税
和额外摊派的影响，严厉的追逼手段的影响，失业下岗的影响等等。
　　地主的影响就不必细说了，我们听过许多地主压榨农民的故事。中国历代的田
租确实高得过分，常规是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如果佃户拖欠，政府也会动用专政工
具帮助地主，因为田中含着皇粮。我们已经看到李自成被枷在大街上暴晒，而“枷
”是政府专用的刑具，枷的出现是官府介入的标志。在勾结官府失去约束的状态中
，土豪劣绅是将全社会压向崇祯死弯谷底的一股重要力量。
　　天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明末的大乱从陕西开始，这一点很有自然地理方面的
道理。据说中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想必降雨区域普遍南移。从气象
记载来看，就表现为陕西一带连续多年的大旱，动辄七八个月不下雨。在陕西那个
靠天吃饭的地方，这意味着大面积的饥荒。明朝曾有人观察到一个现象：江南的米
价从每石四五钱银子涨到每石一两五到二两银子的时候，路上就可以看到饿殍了。
而在李自成造反前后，陕北的米价在每石六两到八两银子的超高价位徘徊不落，与
此相应的就是饿殍遍地和大量的人相食的记载。更何况陕西不比江南，底子本来就
很薄，哪里架得住这样连年的天灾。
　　到了这种关头，官府应该做的是救济和赈灾，绝不应该继续加税压榨。而崇祯
所做的正是加税，而且催逼严厉。《明史·流贼列传》记载说：当时陕西所征的名
目有新饷、间架、均输，名目恨不得每天都有增加，而且腐败的吏胥们因缘为奸，
民大困。李自成在造反的第一个版本中挨县官的板子，戴枷示众，就很好地体现了
官府火上浇油的作用。
　　按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规定，各地遭灾，地方官一定要及时报告，隐瞒不
报者死。如果情况紧急，地方官有权直接开仓放粮，事后补报户部批准备案。中央
政府自然更有赈灾的责任。这是合乎儒家治国理论的正式规定，但不过是一纸规定
而已。据《明史·流贼列传》记载，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国防部
的局长）李继贞曾经上奏崇祯，说延安一带饥荒，眼看老百姓都要当强盗了，他请
求国库发放10万两银子赈济饥民。结果“帝不听”。皇上不听，你又能拿他怎么样
？对明朝的皇帝来说，朱元璋是他们的祖宗，祖训的地位相当于如今的宪法，但皇
上就是违宪了，谁又敢拿他怎么样？
　　话又说回来，各地的粮仓里也未必有多少粮，好多地方账面上有，实际已被那
些冗官冗兵偷偷吃了黑了，或者换成糟朽的了。李自成围困开封的时候，开封的粮
仓就露出了这样的黑馅，结果开封大饥，一个人单身走路经常失踪，被人像偷鸡摸
狗一样悄悄杀了吃掉。我国粮食部门的黑暗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难道崇祯就能找
到根治的灵丹妙药？
　　李继贞申请赈灾的10万两银子并不是大数，那几年仅仅加征辽饷这一项，陕西
百姓就多掏了26万两银子。比起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军饷来，比起即将发生的许多轰
轰烈烈的大规模战役和高级将领的胜利或者自杀来，这些钱粮方面的小数字不过是
一些没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这些零碎中，在人们无可奈何的官府腐败和
官家冷漠中，崇祯死弯已经逼近了谷底。
　　我看到过一句崇祯元年农民造反前的动员口号：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
坐等饿死，还不如当强盗死！（5）这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当良民和当强盗的
风险已经相等了，而当强盗活下去的希望却大得多，这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
　　一般说来，赋税加重意味着皇上豢养的专政工具更加强大，老百姓造反的风险
也应该随之加大。尽管从钱粮变成威慑的转化渠道腐败朽坏，严重渗漏，那一大笔
钱粮总要变出一些军队和刀枪，明晃晃地逼到造反者面前，并且在心怀不满的百姓
面前晃动，构成冷飕飕的威胁。可是，如果压榨过度，老百姓到了横竖也是一死的
地步，风险就无法继续加大了，上述道理就失灵了。万一官府的镇压力量跟不上劲
，或者外强中干，或者可以收买，让老百姓看出犯上作乱倒是一条活路，这时候，
崇祯死弯就见了底。在这块地方，造反有收益，当良民却没有。造反有风险，但良
民同样有，说不定还更大。这就是崇祯死弯形成的微观基础。

　　更深广的背景

　　李自成造反并非偶然。他不过是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深广的政府与民间冲
突的一部分。统治集团垄断了所有权力，压榨老百姓，这本来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老百姓一盘散沙，根本抵挡不住，这个社会迟早要沉落到崇祯死弯的谷底。而李
自成不过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块硬石头，他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农民陈胜吴广和九百戍卒到现在的北京一带服
役，大雨路断，不能按期赶到，依法当斩。这二位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内容就是
如何对付政府，不同的对策有什么样的风险和前景。继续赶路无疑是自己送死，而
逃亡与造反比起来，吴广认为二者的风险差不多，仍是一个死。陈胜说天下苦于秦
朝的统治已经很久了，造反倒有可能成功。于是决定造反。通过这个我们已经熟悉
的计算，可以断定陈胜吴广正处于标准的崇祯死弯的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
则意味着全国人民的处境离崇祯死弯的谷底不远了，这确实是造反成功的绝好条件
。后来陈胜吴广对同伙做了一个动员报告，大讲众人的“谷底”处境。这大概是中
国历史所记载的最早的造反动员报告。
　　动员报告说：大家遇雨，全都不能按期赶到了。误期就要砍头。就算不砍头，
戍边的死亡率通常也有十之六七。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干大事出大名，“王侯将
相宁有种乎！”（6）众人赞成这个结论，于是造反，天下大乱，秦朝由此灭亡。

　　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陈胜吴广造反的1560年之后，李自成造反
的278年之前，明朝创始人朱元璋25岁，正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院里当和尚。和李
自成一样，他也是因为家里太穷才出家当和尚的。当时元朝已经用沉重的徭役和赤
裸裸的腐败逼出了红巾军，官兵和造反者杀来杀去，天下已乱，官兵经常捕杀良民
冒充战功。这时候朱元璋开始计算凶吉。他想入伙造反，又怕风险大。留在寺院里
，又迟早要给官军捆去请赏。正在计算不清的时候，同村的哥们儿汤和托人带给他
一封信。信中说，他投奔了红巾军，已经当到千户（类似现在的团长）了，劝朱元
璋也去入伙。朱元璋烧掉信，犹豫了好几天，同屋的师兄悄悄告诉他，前天那信有
人知道了，要向官府告发。（7）
　　我们知道，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走投无路，接近崇祯死弯的谷底了。但是朱元
璋办事很慎重，他拿不定主意，就回到村里和另外一个哥们儿商量。他的问题是：
是在庙里等着人家抓呢，还是起来跟他们拼了？（8）那位哥们儿认为还是投红巾
军好，但又不敢肯定，就劝他回去向菩萨讨一卦，听菩萨的。朱元璋回到寺院，发
现寺院被烧光了，和尚们也跑光了。据说官军认为红巾军供奉弥勒佛，和尚也供奉
弥勒佛，怕和尚给红巾军当间谍，就挨着班烧寺院。这天正好烧了朱元璋的安身之
处，他没了吃饭的地方。谷底到了。
　　朱元璋还是讨了一卦。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吴广当年分析的结果
一样，风险相同。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
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
人物了。
　　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1627年），比朱元
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
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
：“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当时的口语与现在非常接近，这
敢不敢的问答是史书记录的原话，并不是我的翻译。问答之后，这伙黑面人下山，
拥入县城，守门者吓得躲在一旁。众人径直闯入县政府大院，而此时的张知县正在
“坐堂比粮”——按照条文规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粮纳税。黑面人各
持兵器拥上公堂，张知县逃到自己在县政府大院后面的住宅里，乱民直入私宅，将
张知县乱刀砍死。然后，王二等人退聚山中。（9）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从此开幕。

　　在我看来，张知县死得颇为冤枉。他怎么会死呢？按照官方理论的说法，这类
恶性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官府和百姓是一家人，他们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子女
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朱元璋来自贫苦大众，本人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中
的一块有名的石头，很明白政府和人民的亲情是怎么回事，也很注意强调他们一家
人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有赈灾方面的漂亮规定，那就是亲情的证明。按照那些漂亮
的规定，坐在大堂上的张知县应该正在放粮而不是催粮。下边应该有颂声一片，怎
么竟冒出一群黑脸的持刀大汉呢？谁都明白，开仓放粮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甚
至是很有油水的事情，更何况放粮又不是放他张家的粮。难道张斗耀这家伙有毛病
，不喜欢用别人的钱给自己买好，偏偏要冒险得罪人，替别人讨债么？或者他别有
苦衷？
　　据给事中李清记载，崇祯刚即位，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做了一些具体严格的
规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任务干脆就不能参加
升迁前的考选。这是用胡萝卜勾引毛驴前进的政策。同时还有大棒驱赶的政策。完
不成钱粮任务要降级，还要扣罚俸禄。这可不是虚张声势，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
任务重，竟有扣罚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而且参与考成的完粮纳税指标
不仅是正额辽饷，后来又加上了许多杂七杂八的项目。其内容之庞杂，连户部（财
政部）的局长们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依靠具体登记办事的书手处理。（10）
　　如此说来，县官催逼钱粮，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和皇上逼的。工资和乌纱帽毕竟
在人家手里，而不在老百姓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知县们如何是好呢？
　　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种办法。第一个办法，也是最老实或者叫最笨的办法，
就是拿百姓开刀。张知县是在崇祯即位前一年被杀的，我们不好把导致张知县死亡
的责任扣到崇祯头上，但崇祯实行的政策更加严厉，手段也更多，县官和百姓身上
的压力更大。给事中李清有一次路过鲁西北的恩县（今山东平原县一带），亲眼看
到县令催逼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他说，这里本来就是穷地方，钱粮
任务难以完成，但是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通过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
于是无人不催科（11）。中央政府设置的赏罚格局如此，张知县们面对的就是一个
简单问题：你自己的前程和工资重要，还是某个欠税农民的屁股重要？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既然财政部的司局长们都搞不清楚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
，便很有可能蒙混过关。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
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
负责登记造账的，在没有完成钱粮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账目
上做手脚，“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长也搞不清楚。在这
个意义上，书手比天子更能影响地方官的命运，自然要排在皇上前边。
　　我在顾山贞的《客滇述》上还看到过一个知县完成钱粮任务的高招。他说，崇
祯派廖大亨当四川巡抚的时候，彭县的欠税很多，当地的知县就想了一个办法，以
这些欠账作为衙役的工资，让衙役们自己去要。这显然是一个调动广大衙役追付欠
款积极性的好办法。崇祯十三年（1641年）除夕前，衙役们大举追索，闹得民间怨
声载道。
　　没想到衙役们的积极性一高，老百姓被逼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了。进入正月，彭
县“豪民”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出“除衙蠢”的倡议，众人热烈响应，
将衙役们的家全部捣毁。四川的各州各县闻风而起，将彭县的“除衙蠢”运动扩充
为“除五蠢”运动。其中既包括了州县的吏胥衙役，还包括了府蠢——依仗王府势
力横行霸道者，豪蠢——民间恃强凌弱者，宦蠢——缙绅地主家的豪奴恶仆，学蠢
——包揽词讼生事害人的秀才。在这场群众运动中，“五蠢”中被活活打死的，被
扔到锅里炖烂的，被推入土窑活埋的，“不可胜记”。
　　这场运动在新繁、彭山等县蔓延，省会成都的城门前也聚集了众多的百姓，“
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抚慰，而老百姓似乎非要讨个什么说法，不肯听政府的话。
于是政府派出正规军镇压，这才恢复了安定团结局面。此事的最后处理结果，是以
激起民变的罪名将四川巡抚廖大亨撤职，发配边疆。
　　我不清楚廖大亨为人如何，但就事论事，他也怪倒霉的，完全给皇上当了替罪
羊。民变的直接起因是追讨欠税，而这一条原因与崇祯的政策有关，廖大亨最多不
过是执行者之一。在执行的过程中，衙蠢想必还有许多敲诈勒索多吃多拿的腐败行
为，但这只能算依附性的。再说衙门中的腐败乃是明朝二百多年深厚积累的成果，
廖大亨何许人，能有清除百年腐败的本事？
　　有意思的是，群众运动中打出了“除五蠢”旗号，这分明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
表白。我们的先人只要求除去旗杆上的蠢虫。并不想砍倒龙旗。衙门还是好的，但
里边的蠢虫很坏。如此主张是出于自卫策略的考虑呢，还是我们祖先的真实想法呢
？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们在别处并没有看到什么高见。李自成似乎
走得最远，他反皇帝，但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然后再像朱元璋那样制订出许多
漂亮的规定，再渐渐变成具文，过二三百年再重复闹那么一场。这算不得高见。


　　通向谷底的路途

　　要把一个繁荣的社会压榨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有步
骤分阶段进行。我想用田地价格的走向作为这项工程进度的浮标。
　　我们知道，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这就像开饭馆一
样，除了交纳各项税费之外，三天两头来几个穿官服的横吃横喝，吃完一抹嘴走了
，你还得赔笑脸，不然就给你撕一张罚款单，这样的饭馆很难赚钱，自然卖不出好
价钱。这就是说，皇上的好坏，贪官污吏的多少，对土地价格影响甚大。土地价格
可以近似地看做政府对百姓压榨程度的浮标。压榨越狠，价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地广人稀，田地的价格很便宜，不过一二两银
子1亩。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600元左右
。明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赋税也不太重，田地的价格达到高峰，每
亩能卖到50两到100两银子。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一二万公斤大米，相当于现
在的人民币3万元左右。后来，富于理想的好皇上弘治死了，他的顽童儿子正德皇
上即位，赋税繁重，土地价格开始一路走低。据说，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们一度
以田为大累赘，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12）当然这不是常规，南方土地每亩
一般还可以卖十两八两银子，但是政治状况对地价的影响已经很显然了。
　　嘉靖是在顽童正德之后即位的皇帝。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以敢骂皇帝著称，他骂
嘉靖帝，说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与此相近，崇祯即位后老百姓中也传开了一
句话，把崇祯称为重征。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
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我没有替崇祯辩护的意思，但我得老实承认，这个数字实在太离谱了，我的第
一感觉就是不可能。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
过卖一两银子。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不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票子。就算福建的
粮价涨疯了，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怎么可能收十两的饷？后来，我看到明
朝刑科给事中孙承泽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问题。设身处地
进入他�